记住英雄，传承历史。抗日英烈故事之李世超
他是电影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的人物原型，他不仅自己抗日，还拉上了妻子和 年仅八岁的女儿,他叫李世超。
在凌乱飘舞的岁月里，浮尘不断制造着记忆陷阱，好多旧人旧事都日渐模糊时，有些人有些事却依然清晰如昨，似天上的星辰一样闪烁着光芒。
1932年夏季的一个傍晚，一对年轻夫妇相扶相携，住进了松花江畔天主教堂附近的一处普通民房。没有人知道，这位叫李世超的年轻丈夫，是个共产党员。他的公开身份是吉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。本来，他可以过一种锦衣玉食的绅士生活，但他放弃了。他生在伊通县伊丹乡的一个地主家庭，先是毕业于长春师范，后又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读书。在这里他受中共地下党的宣传影响，毅然投身革命。也是在这里，他与北平笃志中学的石正芳相恋成婚。
李世超以教师身份做掩护，悄悄向身边的进步师生宣讲革命道理，组织成立“革命互济会”和“反日会”。单是在伪警察中，经过他的工作，就有20多人加入了“反日会”。在夜里，他们常到街头张贴革命传单，有时还举行小规模的“飞行集会”。那时，石正芳回了北平娘家。李世超考虑形势复杂，自己随时有牺牲的可能，便给妻子寄去一封信，表示为不拖累爱人，打算离婚。妻子接信，迅速回信婉言相劝。恰在此时，石母病逝。石正芳变卖了祖上遗产，得了1万多元，另外又带着一些金银首饰，返回吉林，将其捐给地下党组织，做了革命经费。1936年，李世超被组织派到丹东工作，不幸被捕入狱，光荣牺牲，年仅32岁。
李世超烈士照片
李世超烈士简历
中共满洲省委代理秘书长
李世超烈士是吉林伊通人,出生于小地主家庭。1918年，考入长春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，开始接触新文化、新思想。1921年，毕业回伊通县立第一小学当教员。1926年，升任伊通县立第十二小学校长。1929年，怀着“以法治国”的想法考入北平（今北京市）朝阳大学法律系。学习期间，加入进步组织互济会，初步确立革命思想。大学毕业后，应在河北当县长的好友邀请去该县当“帮审”。黑暗的现实使他“以法治国”的幻想破灭。1931年春，回到长春省立第二中学教史地课。不久，发生“九一八”事变，借教学机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。1932年初，受聘到吉林市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执教。同年夏，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救灾募捐和反经读书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。不久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更加积极地组织学潮，宣传抗日，引导一大批爱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，以无比忠诚赢得党的高度赞誉和信任。1933年3月，中共吉林特别支部改组时，省委巡视员指定由他担任特支书记。同年5月，吉林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，前往哈尔滨向中共满洲省委报告情况，经组织决定留哈工作，参与编辑《抗日民众报》。1934年初，任哈尔滨市抗日救国会负责人，发展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。同年7月31日，带领大批进步工人举行“飞行集会”，震动了日伪最高统治者。1935年，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，承担党的交通和文件发行工作。1936年春，他的行动引起敌人的注意，转移到安东（今辽宁省丹东市）负责党的工作。1936年5月，不幸被敌人逮捕。敌人妄图用重刑逼他说出中共满洲省委的情况，未能得逞，遂于同年8月将其秘密杀害。
李世超烈士生平经历
李世超，原名李云山，又名李恩顺、李英超、吴德禄，1904年出生在吉林省伊通县伊丹乡一个地主家庭。五四运动时期，他在吉林省立(长春)第二师范学校读书，有幸阅读《新青年》等进步书刊，开始接触先进思想和新文化，对国弱民穷的旧中国产生厌恶情绪，立志做一个利国利民的有为青年。
李世超于长春二师毕业后，回到伊通家乡执教，后任县立第十二小学校长。这期间，他的父母相继去世，他已娶妻成家立业。时值北伐战争节节胜利，大革命风暴席卷南方各省，反动军阀政府行将崩溃。1927年4月12日，由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，新军阀战争又不断发生，各地军阀横征暴敛，穷兵黩武，造成兵灾匪患、饥荒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李世超不满封建军阀的反动政策，弃职抛家，到北京考入朝阳大学法律系读书。学习期间，他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宣传影响和进步青年帮助下，摆脱了苦闷情绪，思想进步很大，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，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报刊，初步确立了民主革命思想。大学毕业之前，李世超在家乡的妻子抛下幼女病故，他写信给妹妹，要她抚养照顾自己的女儿小英子，“爹娘留下的土地、房产，全部给你做陪嫁，我要自食其力”。从此，他同封建剥削家庭脱离了关系。李世超的再婚妻子石正芳，生长于北京西城区的官宦之家。颇有些房地产业和浮财。他们的结合，李世超是以“不入赘”、“不寄人篱下”为先决条件的，这足以证明他同封建家庭决裂的决心。李世超大学毕业后，为履行“自食其力”的诺言，应在河北省某县当县长的同窗的邀请，任该县帮审。旧中国天下乌鸦一样黑，贪官污吏比比皆是。工作一段时间，李世超发现这位县官朋友，也是为虎作伥、搜刮民财的势利小人。他厌倦了仕途生涯，愤然辞职离去。
失业后的李世超，决心不再与贪官污吏为伍，把所学的知识报效家乡父老。1931年夏，他偕同妻子石正芳回到东北，应聘到吉林省立(长春)第二中学任教。秋季开学不久。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。学校关闭，师生流亡。面对山河破碎，满目疮痍的故土，李世超痛心疾首，自己是一介书生，何以救国?他从揭杆而起的反日义勇军、抗日游击队的斗争精神看到了希望。1932年初，李世超应同乡、时任吉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李静肃女士的邀请，到吉林女师任国文教员，决心以教员身份为掩护，进行抗日救国活动。
李世超个子高，稍有驼背，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，经常穿件长衫，每天除上课外，平时话语不多。从外表看，是位因循守旧的老学究。女师学生看他呆头呆脑的样子，都取笑他，背地里叫他大傻瓜。时间长了，“大傻瓜”的绰号便在学校传开了。然而，李世超却从不计较这些细微末节的小事，而是把他当做隐蔽自己的斗争策略。后来，他曾对中共吉林党组织负责人说：“革命者做地下工作，同敌人不能明争，只能暗斗。在强敌面前我们不能摆出一副革命者的架子和面孔，必须善于隐蔽和保护自己。只要对革命工作有利，我情愿当傻子，个人吃点亏算什么呢!”李世超知识渊博，讲话生动、幽默，常在课堂上讲古论今，串插一些岳飞、文天祥、史可法等民族英雄抗击外辱的斗争故事，逐渐扭转了女师学生对他的看法，学生们开始主动找他解答学习中的疑难问题。通过接触、观察，李世超把学生分成三种类型，思想激进的、平庸的和保守落后的。因此，他同学生谈话，则选择不同的内容和方式。对思想进步学生，多讲革命理论问题和抗日斗争形势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，培养积极分子。
李世超的言行举上引起中共吉林地下党组织的注意。经人引荐，李世超同吉林地下党负责人李维民相见，二人一见如故，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。1932年秋，经李维民介绍，李世超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他经常学习党的文件，斗争目标更加明确，抗日救国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。党组织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，是起草一篇形势宣传提纲。他在文中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丧失了东三省的大好河山，是祸国殃民政策。并一针见血地指出：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，决不是最终目的，它的狼子野心是妄图灭亡中国。提纲还宣传党的抗日主张，呼吁人民群众团结起来，行动起来，积极进行抗日救国斗争。提纲完全符合党的斗争方针、政策，击中敌人要害。后以中共吉林支部的名义印刷，并广泛散发。接着，党组织分配李世超负责革命互济会工作。他借助当教员的便利条件，广泛联系师生群众，团结爱国进步青年，吸收他们参加组织和活动，然后把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青年，输送给党团组织。由于他的出色工作，革命互济会组织得到很大发展。进一步赢得广大学生对他的敬重和信赖，不仅女师学生，就连吉林一中、吉林一师的爱国学生，也都慕名来访，向他请教唯物辨证法和政治经济学上的难题，探询抗日斗争形势和国家命运问题。
1932年11月上旬，中共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杨靖宇(化名张贯一)来吉林巡视工作，他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，鉴于吉林党团组织半年来发展很快，建议省委将吉林支部改为吉林特别支部，直属省委领导。同时，将吉林团支部改为团的特别支部。省委同意杨靖宇的建议，很快派巡视员张弓到吉林帮助工作，全面考察了吉林党团组织状况。李世超在总结发展组织的经验时说：“发展组织要象铁匠打铁一样，要紧拉风箱勤烧火，等到火候够了再下榔头。火候不够下榔头早了就不易成材，你想打把快刀，结果反倒是钝的。”
李世超虽然是新党员，但是。他却积累了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，具有很强的组织才能，工作讲究方式方法，遵守秘密工作纪律和原则，得到党团员的信赖、拥护和上级的赞誉和信任，认为他是吉林党员中的“优秀同志”，“对党对人民极其忠诚”，“不但行动无产阶级化，思想也没有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”。1933年3月，满洲省委巡视员张弓再次来吉林，主持改组了吉林特支，指定李世超担任特支书记。从此，他更加尽心竭力工作，秘密召开党、团特支委员联席会议，学习党的文件，整顿思想作风，强调组织纪律，纠正懒散、自由主义坏毛病等等。他部署斗争任务，根据省委指示，动员党团员和爱国人士为磐石游击队募捐，购买药物和生活用品。4月，由党团员组成慰问组，将募集的物资，通过吉(林)海(龙)铁路秘密交通员的掩护，安全送到磐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在玻璃河套的根据地。当时满洲省委工作指导上，受王明“左倾”路线的影响，存在严重的“左”倾盲动主义倾向，不切实际地要求所有党组织一律执行“红五月”活动方案。因此，吉林特支决定5月6日(星期六)晚8点，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统一行动，上街贴、撒反满抗日的标语、传单。在李世超的组织和省委巡视员的指导下，整个准备工作尽管很严密，但仍有特支委员金景撒传单时被警察逮捕。金景在宪兵队受审时，未等敌人用刑，只是威吓几句，就供出了所知道的一切组织机密。
5月7日清晨，李世超得知金景被捕，又见日伪宪兵、警察到学校抓人，立刻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。他不顾个人安危，同敌人抢时间，把突然变故告诉尚未知情的同志，通知他们马上转移隐蔽，尽可能减少一些损失。他先到特支委员关芝忱家(他们夫妻都是党员)，又匆忙赶到省委巡视员张弓的住处，简单说明情况后，到了同乡宋慎德家。宋慎德是永吉县中学教员，是李世超培养发展的共产党员，同他单线联系，金景不知内情。李世超要宋暂停活动，提高警惕，注意隐蔽。待形势好转时由他负责联络未暴露的党员，重新恢复吉林党组织。最后，李世超在宋慎家换了服装化了装，北上哈尔滨，把吉林党团组织遭到破坏的原因、损失情况及其经验教训向省委作了报告。
中共吉林特别支部遭破坏后，李世超同省委巡视员张弓一起脱险，转移到哈尔滨，同省委接上关系，报告了吉林特支被破坏的情况，请求组织审查、分配工作。省委派他负责哈尔滨“革命互济会”和“反日会”工作，指示他到码头工人中开展工作，发展会员。李世超换上一套粗布衣裤，背着一个小行李卷，来到道外街靠近松花江边的小客店投宿。他驼背，满脸络腮胡须，似有50多岁。店薄上登记的名字叫吴德禄，职业是私塾先生，因家乡闹土匪、灾荒，流落到哈尔滨谋生。除行李外，他还从旧货市场买一部古书、一方墨合和几支毛笔。这家客店简陋，店费便宜，住店的多是码头工人。
李世超白天在附近溜达，熟悉环境，把警察经常出现的地方记在心里，晚上回到小客店里同工人谈活计，唠家常，了解他们的家庭、身世和生活情况，经常替工人写家信，解答他们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。同工人熟悉以后，晚间给工人讲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和说岳全传等古书，启发他们的爱国思想，培养抗御外辱的民族意识。有位工人患了霍乱，上吐下泻无钱住医院。李世超不嫌脏，不怕传染，用偏方给予治疗，用两个铜钱沾盐水刮背，使这个工人脱离了危险，病也逐渐好了。他千恩万谢，说吴先生救了他的命。其他工人也都深受感动，说读过大书的吴先生瞧得起穷工人，够朋友。李世超取得了工人的信任和尊敬，便进一步做工人的思想工作。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主张，讲工人、农民和爱国士兵团结起来，推翻旧社会的革命道理，把政治品质好的工人发展为革命互济会员，带领他们参加反日群众活动。李世超做群众工作有经验，取得很大成绩，受到省委的表扬。省委又派他到道里做伪警察的工作，他吸收了20多名警察参加反日会。这些警察会员在掩护党的活动方面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。
1933年秋，省委决定让李世超负责交通和文件发行工作。他的爱人石正芳在北京为母亲守丧后，变卖了祖上遗产，带着两个孩子、钱款和一些金银手饰，来到哈尔滨同李世超团聚。他们以家庭为掩护，更便于文件的印刷、发行工作。石正芳理解、支持丈夫的工作，在李世超教育影响下，她已不是原来的贵族小姐，而锻炼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秘密交通员。1934年4月，团省委书记刘明佛被捕叛变，省委考虑到秘书长冯仲云的安全，调他到珠河中心县委工作，决定李世超代理省委秘书长，负责省委秘书处工作。他把家搬到马家沟洁静街一处较偏僻的房子居住，这里也是秘书处机关。每周都有中央或省委制发的文件，李世超利用夜间刻钢板，油印出来，叫石正芳化名“大贞”、“达征”，同其他交通员分送到各处接头点，再由外勤交通员传递到外地党的组织。有时，李世超还让仅八岁的女儿小英子传送文件、消息。每逢交通员忙不过来，急件必须马上送出的时候，李世超就给女儿小胳膊上涂满红药水，用纱布把文件缠在“受伤”的胳膊上，让她先到街心公园玩一会，瞅准了没有“坏蛋”的时候，再穿过马路，把文件送到指定的地点。
当时省委的经费异常困难，李世超动员石正芳，从她的存款里拿出3000元，单立存折供组织使用。后来，不管何时用钱，石正芳都慷慨解囊。李世超幽默地说：“你这是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对革命的一点贡献嘛!”
1935年，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离任之前，将在省委机关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，分别派往游击区或外地工作。李世超被派到安东(丹东)负责党的工作。1936年2月，安东地下党组织遭敌人破坏，由于坏人告密，李世超被捕入狱。他在敌人的严刑拷问、利禄引诱下，凛然正气，坚贞不屈，经受住了最后的考验。同年8月被敌人秘密杀害，时年32岁。
李世超的一生，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民政部追认李世超为革命烈士。
以上就是李英超是哪里人的内容，希望您能喜欢。
